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陶寺遗址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重要支点

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陶寺遗址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重要支点

历经近3年建设，陶寺遗址博物馆于11月12日开馆。

陶寺遗址1958年被发现，1978年正式发掘。

陶寺遗址有何重大发现？陶寺文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处于什么地位？66年来，陶寺考古人走过了怎样的探寻之路？

开馆前一天，人民日报记者在陶寺遗址博物馆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

记者：人民日报的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遗址之一，多年以来备受关注。11月12日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陶寺考古领队高江涛老师，为我们解读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和陶寺文明的独特意义。

高江涛：观众朋友大家好！

记者：我们知道陶寺博物馆的建设受到各方的关注，经过三年的建馆筹备，今天终于开放了。想请高老师分享一下您的心情。

高江涛：尽管我是一个考古人，但是其实博物馆的建设跟我们这具体做工作的考古人其实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馆，我也是有一个深度的参与，所以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记者：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当中，您参与了哪些工作？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参观，有哪些看点？

高江涛：其实这个馆因为它是遗址博物馆，或者说就是考古这一类的博物馆，所以它和考古的发掘研究和考古人是密不可分的，研究成果是能支撑这个博物馆建设的。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从这个遗址博物馆的规划、设计、选址以及文本的撰写、修改、展陈的设计，博物馆的这个外形外观，整个的全程我基本上都参加到了，因为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考古人的责任。

如果让我推荐陶寺遗址博物馆的看点，第一个点我们要看它的整体。陶寺遗址博物馆的选址，还有它的外形都独具特点。它的外形是设计成了中国的“中”字。另外它的选址也很有特点，它的广场是在遗址边上的有一条河流叫南河，而南河再往东去就是著名的塔儿山，就会形成一个“山、水、馆”有机的融合，我觉得很值得大家一看。

第二点就是进到馆里之后，大厅中间裸眼3D的屏幕，展示的就是陶寺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出土的文物重器。而它的右边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形成的四个典型都邑遗址石雕的呈现，就是良渚、陶寺、二里头、石峁，左边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石雕呈现。所以这个大厅就呈现出来一个什么特点呢？站在陶寺看中国，由中国再看世界。

接着，进入到文物展厅里边，有这么几个具体的文物点。第一个观象台。博物馆里的这个观象台（复原），它就像一个导览一样，你看完就能对观象台的功用有初步的了解。

再一个点呢，我觉得就是圭尺，第一次把藏在深闺里的实物公开展示出来了，配合的还有视频的一个讲解。

接着呢就是龙盘。龙盘和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因为我们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龙对中国人来讲有着特殊的感情，而陶寺也发现了这种与龙相关的文物，比如彩绘龙盘。陶寺遗址博物馆就展出了当时发掘出土的4件龙盘里边直径或者说体量最大的一件，这件龙盘通过智慧屏、独立柜呈现给大家。

记者：感谢高老师的分享，我们的网友就可以按照高老师的这份攻略来参观陶寺遗址博物馆。想请高老师介绍一下，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发掘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主要经历了哪些发掘阶段，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高江涛：追溯陶寺考古的历史，我觉得应该从陶寺遗址的发现开始。1958年发现，到现在66年，整个过程可以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58年到1978年，是陶寺遗址被发现，然后被反反复复地调查和确认的过程。以前陶寺遗址其实被命名了五个遗址，因为涉及到五个村庄，陶寺、东坡沟、中梁村、宋村、沟西村，考学遗址的命名都是以村庄所在命名的。后来1977年的这次，发现不同村庄的遗址，它竟然是同一类的东西，原来它是一个遗址。这样的话陶寺就从一个普通的聚落上升为一个大型遗址了，它的重要性一下就出来了。

所以从1978年第二阶段就开始了，一直到1985年，陶寺遗址就开始进行考古发掘。主要就是发掘陶寺文化的早期墓地，还有零星的居址区发掘，尤其是墓地的发掘，一下就震惊了中国考学界。一是墓葬本身就大，另外一个它出现了墓葬的大中小的差别，或者说是出现了等级的分化。

1985年一直到1999年期间，就转入了室内整理，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为以后的考古报告公开发表做准备。1999年到2001年，陶寺重新启动田野发掘，这个阶段就有重要发现，原来我们想象的这么面积大的遗址里面，它不仅是一个遗址，它竟然发现了城址，从勘探发掘到确认，发现了这个280万平方米的陶寺的大城。

第四个阶段，2002年我们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遗址从一开始就纳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里面，从2018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在这个工程里边又新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竟然能达到6500平方米。

记者：那您觉得陶寺文化有什么独特的意义，陶寺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进程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高江涛：它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它是中国百年考古的一个亮点，是带着课题的意识去做的一个主动型发掘；另外还有一亮点，大家如果翻一翻陶寺遗址的大型发掘报告，你会发现在那个时期，我们的陶寺考古就已经采用了多学科和多样的科技手段；另外经过研究，我们觉得陶寺遗址它应该是实证我们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一个重要支点。

记者：通过高老师的介绍，我们对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和陶寺文明的独特意义都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认识。您是什么时候来到陶寺遗址的？

高江涛：陶寺46年，甚至66年的发现、发掘历史，经历了几代考古人的青灯黄卷，不懈努力。我是2004年在这个地方实习，2006年博士毕业之后我就分到了陶寺考古队，到今年正好20年。

我自己做的主要工作有两大块，一大块就是参与了观象台发掘，第二个就是2013年作为考古领队，发现了大城里边的这座宫城，还有宫城里1号宫殿基址的发掘。

记者：在这个发掘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高江涛：其实在其他场合我也讲过，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考古学的发掘有很多偶然性，其实我觉得是必然中的偶然。

我们陶寺宫城是怎么发现的，在1999年到2001年确认了陶寺外缘的大城，2012年勘探之后又发现了这个陶寺宫城，中间11年，这11年大家都不知道在陶寺里的大城里边还有个内城。

有一次就是在宫殿区的勘探，我们考古队的一位老技师经验非常丰富，他下到一个沟里去解决问题，一抬头就发现壁上这个断面之上竟然是夯土，他就赶紧把我喊过来，喊过来之后就把所有正在勘探的人调过来，大家沿着这个夯土就开始勘探下去，结果一探100多米出去了。因为夯土不是建筑类的就是城墙类的，随后就沿着它扩展出去，我们这样就发现了这个宫城的城墙，所以有时候很偶然的一个事情就能解决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记者：也许这就是考古的魅力。在陶寺正式发掘的46年里，我们的考古理念、考古方法和工作环境有没有一些变化？

高江涛：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或者特点来说，就是多学科研究的理念，更需要科技的手段；第二个，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考古队，它应该是一个课题组；第三个，发掘工地应该是实验室。我觉得这三者至关重要。

记者：那目前的陶寺考古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你们当前主要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高江涛：现在的陶寺考古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联合考古队，跟我刚才说的理念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加上山西省考古院再加山西大学，我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其他有资质的单位也可以加入进来。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是以年轻人为主力，我是“70后”，我在队里都是属于老同志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90后”，这几年有了一部分的“00后”。我们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这也是我们这个考古队有活力的原因所在。

记者：那这两年就是咱们考古队招人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吗，很多人愿意来到这里吗？

高江涛：对，因为现在学考古的人越来越多了，专业更加丰富了，相关的人才也越来越多，我上学那会考古是一个冷门的专业。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考古专业从20年前的冷门专业到现在成为了一个相对热门的专业呢？

高江涛：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这是这个学科它的特点；第二，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有着一万年的文化史，考古学是一个关键性的学科；第三我觉得是我们考古人既像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人，同时他又非常接地气，因为长期在基层做工作。

记者：其实说明了我们考古人的工作是特别艰辛的，那您每年的野外工作是怎样的，会不会遇到一些比较艰辛的环境？

高江涛：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代已经好得多了，我们的老先生们那真的是青灯黄卷，因为野外调查住留下来的庙宇、破庙那是常事。就我自己来说，我们在陶寺发掘很长时间都是租住民房，窑洞式房子我都住过的，我已经换了6个地方。

但是现在襄汾县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我们考古工作者的生活保障，双方共建了一个考古发掘基地，我们也有了考古队的家。

记者：那对陶寺遗址的未来发掘，您有什么样的展望？

高江涛：陶寺的发掘不是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人所能干的活儿，它可能未来有很长时间会继续发掘，作为领队，当然我很期望它借着遗址博物馆的开馆有新的开始。未来，我们第一会配合陶寺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去做配合的发掘；另外我们也会带着主动的学术目的，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目的，去深入开展相关工作。

记者：通过高老师的讲解，我们对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和陶寺文明的重要特性都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了解，今天再次感谢高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