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出来的文脉

选本是我国文脉延续与传承的重要载体，以编者的审美观念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标准来选录作品，其价值主要在于文本的留存、历史的梳理、标准的设定、文本的点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到：“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我国较早的选本包括《诗经》《楚辞》《玉台新咏》等。选本中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洗，构筑起人们精神的图谱，至今折射着耀目的光芒。

文本的经典化需要选本的助力。我国古文的代表是“唐宋八大家”，其经典化的标志是明代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问世。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叙》中提到：“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八大家文钞》。”《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

选本基于编者的文学主张。由于心仪的大家不同，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有144卷、1371篇，其中欧阳修就占32卷；后来清代张伯行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则只有19卷、316篇，其中曾巩就占7卷。鲁迅认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古诗源》中的诗作是清代沈德潜在“格调说”指导下选录的，展现了从远古到隋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与“格调说”不同，袁枚则提倡“性灵说”，在《随园诗话》一书开篇就批评了“格调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诗在骨不在格也。”

编者在选录作品时多会提出选录的标准。南朝萧统编的《文选》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其选择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古诗十九首》是《文选·卷第二十九》中19首诗的统称，古朴自然的文风成为后世的楷模。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价：“观其（《古诗十九首》）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元代白珽提到：“唐有《文选》学，故一时文人多宗尚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读《文选》。少陵诗多用《选》语，但融化不觉耳。”清代朱彝尊在《词综》中以姜夔为宗，他开创的“浙西词派”影响很大。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言情之作，易于流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选本是个选择经典、淘汰作品的过程。当代学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提出了“不选”的标准：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

读者可以通过选本大概了解我国诗歌整体或某一阶段诗歌发展的历程和特色。有的选本跨度长，例如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撰录艳歌”10卷，时间跨度从汉到梁，卷一的《日出东南隅行》即人们所熟知的《陌上桑》，《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就是《孔雀东南飞》，书中收录的多为展现女性情感题材的诗歌，体现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新风；有的选本是断代的，例如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有的选本是某一皇帝在位期间的，例如许敬宗等撰的《翰林学士集》多为唐太宗君臣唱和之作，其中保存了很多初唐佚诗，《全唐诗》仅收录其中的12首，唐代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诗作。

从选本中可以看到文风、审美的变化。沈德潜在《古诗源》的序言中提出：“予之成是编也，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乎宋、齐后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沈德潜还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提到：“诗贵浑浑灏灏，元气结成，乍读之不见其佳，久而味之，骨干开张，意趣洋溢，斯为上乘。若但工于琢句，巧于著词，全局必多不振。故有不著圈点而气味浑成者，收之；有佳句可传而中多败阙者，汰之。领略此意，便可读汉、魏人诗。”

选本也存在一些问题。宋代苏轼认为：“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清代章学诚也批评《文选》：“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评价同时代的作品容易产生分歧。例如沈德潜就提到：“唐人选唐诗，多不及李、杜。蜀韦縠《才调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铉《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杨伯谦《唐音》，群推善本，亦不收李、杜。明高廷礼《正声》，收李、杜浸广，而未极其盛。”

读者不能只依赖选本，选本只是入门，不是终点。鲁迅认为：“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在我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近思录》是宋明理学的入门书。这部特殊的选本是朱熹和吕祖谦选辑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语录。朱熹在序言中提到：“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

有风骨的作品需要有风骨的编者。殷璠认为：“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殷璠坚持严选的风骨，才会有《河岳英灵集》的影响力。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四》中提到选本存在的7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袁枚感慨：“余作《诗话》，亦不能免。”这正说明公正评价同时代作品的难度之大。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影响很大，但曾国藩认为其分类和选择标准都有问题，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中提到：“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辞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技，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辞赋之下编；曰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经史百家杂钞》风行于世，影响至今。1915年9月，22岁的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提到：“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则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提到：“旧注牵强支离之说，世俗流传无证之言，何足信哉。”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就对一些流传已久的说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例如，据说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改了10多次才定下来的，钱钟书则提出：“‘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脉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选”出来的。正是在一次次重写选本的过程中，有些作品的地位愈加稳固，有些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作品消失了，有些曾经不被重视的作品则跻身经典之列。选本在正本清源的同时，也让文脉得以延续。（党云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