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南的长篇纪实文学《微笑的格桑花》（青海人民出版社），颇感意外。
我读过何南的多部小说，均以关心农村、关心农村学校、关心留守儿童为宗旨，且以其故乡为故事发生地。这次，他赴高原采访，将目光投向一群藏族孩子，将笔触伸到遥远的青海玉树，我不由得对他又多了些了解。
《微笑的格桑花》传达了这样一个观念：藏族孩子身上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细胞，如果有人能加以唤醒，他们必将不负众望；如果有一个契机倏然降临，他们身上的才情必会光华四射。而支教老师陈有龙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和玉树的“相遇”，就是孩子们发光的契机。陈老师以“大唐画室”为主阵地，以丹青为媒，让孩子们战胜了自卑，笔下绽放出艺术之花。
何南用平实、细腻的笔触，为读者讲述了陈有龙老师是如何来到玉树，帮孩子们实现艺术梦想的故事，更“复盘”了孩子们如何充分挖掘潜力，最终在国际国内美术大赛上从崭露头角到频频获奖的传奇。个中艰辛与收获、眼泪与花束，随着生活的跌宕而起承转合，自然是山重水复后，柳暗花明时。
掩卷而思，《微笑的格桑花》触及到文化扶贫这个大命题。
“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以为命中注定贫穷或一定老死于贫穷的思想。”富兰克林的话深中肯綮。对于贫穷，中国正视它且决心改变它，于是有了脱贫攻坚的全国一盘棋。
文化扶贫是扶贫的一部分。为此，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中国作协的工作方向，都可见到“文化扶贫”这个“关键词”。如《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和中国作家网等都开设了主题专栏，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等，使一大批优秀作品得以涌现。
以孩子为主人公或孩子本身就是作者的作品自然也很多，我较为熟悉的就有《雪莲花》《逐光的孩子》《沙海小球王》《大山里的小诗人》等多部。孩子的心灵是最纯净的，与孩子有关的文化扶贫才是扶贫之根。
在《微笑的格桑花》里，我们看到，陈有龙老师和藏族孩子们的成功既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唐画室建立之初，由于没有学生，只能由班主任推荐。但一开始，这些孩子来画室学美术受到科任老师或家长的阻挠。对此，何南在书中写道：“陈有龙老师和多杰才仁老师也明白，因为不是小升初的必考科目，学习美术，短时间内的效果是黑是白，没有人知道。太阳出来了，雪会融化，草会发芽，人会温暖；格桑花开了，你能看到它们或白或粉或红或紫的笑脸，能嗅到它们的芳香，但学美术的效果怎样，没法验证。”
他们还面临着桌椅短缺、没有画具、看不到出路的尴尬。所幸，在学校、教育局、基金会和市州两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他们最终克服了困难。在陈老师和孩子们看来，“梦想长着神奇的手，牵引着人去努力；梦想是个魔术师，能变出奇迹。”画家梦，是大唐画室的孩子们亲近艺术女神的动力。何南告诉人们，对这些家境贫困的藏族孩子，“放弃就废了，重视就对了，有爱就贵了，有理想就飞了。自从小小的他们和大唐画室有了美丽的相逢，一切都变了模样：他们告别迷茫，面前延伸出一条路，两边开满鲜花，沿途蜂飞蝶舞，这路一直通到魅力四射的艺术殿堂”。
在藏语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格桑花也叫幸福花。何南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像陈有龙老师这样的人很多，他们都像极了格桑花，不惧挫折，追逐梦想，珍惜生命，创造幸福，为此而不遗余力。尤为可贵的是，何南的《微笑的格桑花》是以爱为基点的写作，是作家责任感的体现，也是文学的温度所在。在这个角度下，《微笑的格桑花》又多了一层意义。
（作者：邱华栋，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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