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北京的“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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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日报

何瑜

三山五园地区具有独特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优质人文底蕴和优良生态环境,堪称北京的“金名片”。三山五园究竟所指何处?这张“金名片”又是何时形成、如何形成的呢?

三山五园说的是哪里

三山五园的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指畅春园、静明园、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颐和园)。其中,香山、玉泉山,虽在辽金时已名扬天下,但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改瓮山为万寿山后,才形成“三山”的称谓。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帝作《凤凰墩放舟自长河进宫》诗,其中有“四面波光动襟袖,三山烟霭护壶州”之句。

“五园”称谓的出现,最早是畅春园。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在原明武清侯清华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畅春园,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驻跸畅春园后,写下了《畅春园记》。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改顺治玉泉山澄心园为“静明园”。康熙晚年,赐皇四子胤禛花园名“圆明”,即后来的圆明园。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将扩建后的香山行宫命名“静宜园”。十六年(1751年)又奉旨:“以万寿山行宫为清漪园,设总理园务大臣,兼管静明园、静宜园事务。”至此,上述“三山”和与之重合的“三园”,便作为内务府管理下的官称,频现于官书与官员之口,而且二者既可单独使用,亦可一同使用。如乾隆御制诗中有《玉河进舟至玉泉山作》《仲夏玉泉山静明园作》《清漪园即景》《新春万寿山清漪园即景》《秋日游香山》《初冬游香山静宜园作》等等。

但清时,“三山五园”作为一个整体名称,则出现甚晚。最早是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之后,伺候皇子读书的侍读学士鲍源深,在其《补竹轩文集》中记有:“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至于为什么“园”在“山”前,那是因为封建社会中,清帝园居理政的中心在园(畅春园、圆明园)而非在山(三山)。清亡以后,民间用顺口的“三山五园”来替代“五园三山”,泛指京西皇家园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山五园形成的历史背景

今天的三山五园,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无疑是值得认真探讨的,我们先从幽云十六州说起。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天下大乱,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时代。后晋皇帝石敬瑭为获得辽国的支持,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大致位于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及京畿地区,即中国北方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地带。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契丹统治者将幽州(今北京)定为五都之一的“南京”,并改名为“燕京”。从此,北京开启了千年中华帝都史。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幽云十六州不在汉族王朝的统治之下,就意味着他们不用再艰难地穿越燕山险阻,可以华北平原北部为根据地来制约和控制中原。而对于汉族王朝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从燕山到山西高原北部的所有天险,传统的北方长城防线被废弃,因此随时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辽之后的金国,改“燕京”为“中都”,并在中都西北依山傍水的地方建造了玉泉山、香山等八处行宫,时称“西山八院”。距玉泉山不远的香山,辽代始建香山寺,金章宗大定年间加以扩建,改名永安寺。

但无论是辽还是金,最终都没有统一天下。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旋确定今北京为大都。忽必烈最初选择的上都是金莲川,而将燕京(今北京)定为中都。金莲川位于内蒙古正蓝旗滦河上游一带,水草丰美,历史上曾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第二年,忽必烈又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都城,而将上都作为避暑的夏都,形成两都制的格局。

由于“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麓,南压区夏”,“故能控制南北”,“南面以莅天下”。宋以后的一千年间,辽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都在今北京。其中少数民族首领主政的时间将近3/4。所以说,今天的北京地区,既是历史上北部游牧与渔猎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冲突融合的交汇点,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地,是全中国少数民族的聚集之地。

“捺钵”催生三山五园雏形

辽金时期,今天的香山、玉泉山一带已出现了最早的皇家寺庙,并成为皇家的游猎、驻跸之所。显而易见,这和在北京建立都城的北方少数民族有直接关系。这些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传统上即有四时出巡的“捺钵”制度。“捺钵”为契丹语,相当于汉语的“行在”。《辽史·营卫志》载:“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这些北方民族的统治者一是不适应北京炎热的夏季,二是要安抚留在草原上的各部贵族首领,于是便产生了候鸟式的两都巡幸制,即寒南而夏北,冬日在今北京的都城理政,夏天则回到草原上的都城办公。典型的如元朝,史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今北京),开平府为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予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

历史上,辽金元三朝统治者从京城到边外草原所经过的辇路,主要是从今海淀镇过青龙桥往西北出居庸关,穿过延庆而抵达。因此在辇路两旁建造了大量的行宫和苑囿,如金代的明昌苑、古台,元代的香水园、凉殿等。而离今北京城最近的辇路旁行宫别墅就集中在玉泉山与香山一带。如辽圣宗时于玉泉山营建行宫;金世宗时于香山建立行宫与永安寺;元朝一统,先有忽必烈在玉泉山建昭化寺,后有元文宗于玉泉山与瓮山之间,修建大承天护圣寺,形成“玉泉流海润,金刹倚云翔”的风景圣地。这些行宫别墅所选之处,既是帝后往来塞外的休憩之所,也是皇家离京狩猎的首选之地。如史载:承安三年(1198年)金章宗“幸香山,八月猎于香山。”

总之,今日的三山五园,其历史形成过程与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在此活动有密切关系。

三山五园终成清王朝中枢之所

清朝统治者同样难捱北京夏天的酷暑。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就提出:“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之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亦思仿效辽金元于关外“建山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旋因其卒而作罢。到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即兴建畅春园,开创了清帝园居理政的先河。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扩建承德上营行宫,最终形成了著名的“避暑山庄”。

与元朝的两都巡幸制不同,从驻跸畅春园始,清帝就已将宫廷与苑囿合二为一。如乾隆帝称京师紫禁城为“法宫”,其有一首《西直门外》诗,内言:“为修夏礿法宫旋,徐步轻舆阅大田。”而另一首《命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诗,则有“退即苑宫成小驻,明窗书史静堪论。”称圆明园为“苑宫”,也就是园林紫禁城。另外,康熙帝每次赴承德的时间,同元世祖一样,也是四五月份,而回京的时间一般都在九月,故其将热河行宫命名为“避暑山庄”。但乾隆一朝则不一样了,乾隆皇帝每次赴承德的时间是七月,回京的时间也都在九月,显然,这就不是避暑了,而是突出了“秋狝”。但康乾两朝,清廷借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这个舞台,以笼络和控制蒙古贵族的统治方针,相较于元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康熙帝突破了辽金元统治者仅将香山、玉泉山一区作为游猎与巡幸之地,而是长期在此园居理政,形成大清王朝的中枢之所。雍正帝继位后,将赐园圆明园扩建为御园,在大宫门前建六部九卿等朝房,进一步完善园居理政机构。乾隆继位后,在扩建圆明园的基础上,于乾隆十年(1745年)始建长春园;三十二年(1767年)将原庄亲王允禄赐园熙春园收归御园(遗址在今清华大学校园内);三十四年(1769年)再收孝贤皇后之弟、大学士傅恒赐园,改为绮春园;四十七年(1782年)又将原赐园淑春园,改称御园春熙院(遗址在今长春园北墙外海淀二河开地区),形成乾隆盛时的“圆明五园”。

与此同时,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又将香山行宫扩建至二十八景,命名“静宜园”。十六年(1751年),为庆贺皇太后六十诞辰,建成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万寿山清漪园。十八年(1753年),复将玉泉山静明园扩建至十六景。接着,嘉庆帝精心扩建绮春园,形成了“别有结构自然之妙趣”的三十景观。其后道咸两朝,除畅春园日渐荒废外,其余各园尤其是圆明园,仍时有修建。

从顺治到咸丰,经过七朝二百余年的不断兴修扩建,在京西北这块风水宝地上,巍然矗立起一片以圆明园为核心,包括周边诸多衙署、军营、皇家寺庙、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赐园等在内,连绵二十里的清代三山五园景区。她在历史上是清帝及其王公大臣们的园居理政之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中枢之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荟萃之区,是世界园林建筑之集锦,中外文化、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之舞台,亦是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科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 编辑: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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